北新书局那时在翠花胡同路北一个院子里。书局本身占三间南屋，两间打通的是门市部，靠东一间是编辑部。老板李小峰和他的太太住在里院。书局只有一位编辑。这是五四运动后期带点同人性质的新型出版社，出过鲁迅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江绍原、徐祖正的作品。鲁迅还为他们编了个刊物——《语丝》。
如果把当时每天进出翠花胡同的文学界人物开列出来，也许会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。那时周作人还为“三·一八”烈士写过挽联，同鲁迅一道笔诛女师大的学阀，兄弟二人（书局里分别称他们为“大先生”、“二先生”）在合编着《语丝》。1936年我在上海见到鲁迅先生时，曾问他可还认得我这个多次给他送过稿费和刊物的小徒弟。他定睛望了我好一阵，然后亲切地笑了起来。那时见的作家多了——除了冰心大姐，如今几乎全都早作了古。经常来的有大嗓门、连续喷着香烟的刘半农，细长身材、总穿着府绸大褂的章衣萍，最早写爱情小说《兰生弟日记》的徐祖正，《性史》的作者张竞生和哲理小说家冯文炳，还有江绍原、钱玄同……
练习生的工作当然就是打杂。有时给作家们送稿费，有时跑邮局。经常干的是校对，尤其是校《语丝》和多种图书。搞上一天，油墨气味常使我发昏。我尤其害怕送稿费。那么厚一叠子钞票，万一丢了我可怎么赔！每次都是请伙伴替我用手绢把钱绑在我的腕子上，这样好一路骑车死死盯住它。我去过多少趟八道湾周家，还特别喜欢去中剪子巷谢家，因为我同冰心的弟弟谢冰季从小在崇实就是同班同学。她收下钱并不马上让我走，总留我坐上一会儿，喝口水，亲切地问长问短。
有一天，老板给了我一个新差使：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。要求我不漏一个字，不错一个字，连标点符号也要一笔一画地不改样。
这个差使不但对我日后从事文学工作是极好的训练，也使我精读了一些作品。徐志摩译的《曼殊斐尔小说集》就是我一篇篇从《小说月报》、《现代评论》等刊物上抄下来的，那可以说是我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。
北新书局的门市部柜台上陈列的书籍也是五花八门。有令我捧腹的《何典》，也有害我哭湿了枕头的《茵梦湖》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我喜欢C．F．女士的民间故事集《徐文长》，刘半农从巴黎图书馆抄来的《太平天国文件》也引起我的兴味。这些书，白天抽不出时间读，下班后照例可以选一两种带回公寓里去看。北新书局可以说是我的又一个课堂。在这里，我接触到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种种思潮，也浅尝了一些文艺作品。思想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，是华林的《新英雄主义》。那薄薄一本书，我读了不止十遍。读它之前，脑子里净是些光宗耀祖、个人奋斗的思想。这本书谈到了比个人小圈子更高超的理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谈得很模糊，很抽象，但它确曾领着我走人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。我还贪婪地读过潘家洵译的易卜生的作品，曾把《国民公敌》最后一句台词（“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”）抄下来贴在墙上，作为我的座右铭。那时我的头脑是个大杂烩！
在北新书局干杂活的，除我之外，还有两个徒弟。我们年纪不相上下，工作内容也差不多。他们一个黑粗粗的，另一个白嫩嫩的。由于我是练习生，在待遇上就大不相同。徒弟晚上睡在办公室的长桌上，我则住在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。我一个月五块钱，饭就和老板一家同桌而食。可徒弟要等我们吃饱了才准上桌。
记得第一天，那个面色黑的少年跑来招呼我去吃饭。我把校样放下，压上镇尺，才去就座。老板对我说：“你只要好好干，生意兴隆了，会给你加钱。”
我只怯生生地提出了准许我晚上带回几本书去看的要求。老板含糊地答应了。
吃饭的时候，那招我吃饭的学徒却和比他矮小一点的伙伴一道在院里捆书册，及至我们放下筷子，他们才被唤进来。老板剔着牙，晃晃悠悠地领头走了出来。两个徒弟用剩菜残饭填起肚皮。
我回头，看见那个粗壮的少年在狼吞虎咽，那肤色白皙的却尽对着屋角发楞。
“为什么不少吃点，多给他们留些呢？”隐隐像有个声音在责备我。
（选自《风雨平生——萧乾口述自传》，萧乾口述，傅光明采访整理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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